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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生一首翰墨诗 ——黄世钊先生访谈录
2018年08月14日

名家面对面

一生一首翰墨诗

——黄世钊先生访谈录

文/刘辛培

入门到喜爱


经书法爱好者吴洪英女士引见,与闵行区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世钊先生相见。他脸庞圆圆,目光谦和,心情明朗,谈笑宏亮开扩。同是“老三届”,我们的交谈随意而率真。

黄世钊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,父亲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,又留学于日本“一号学府”早稻田大学;母亲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,上世纪四十年代是上海的执业律师。然而解放后,父亲的“成分”是“资本家”。原来,黄世钊的祖父开了五家工厂一家洋行。解放前夕,祖父向好友杨之华(瞿秋白遗孀)打听新中国对工商业者的政策,杨之华缄默不语。思量之后,祖父将上海的产业悉数交由子女打理,自己去了香港。父亲,分到的是上海昌平路上的“美文丝织厂”。

爱国守法,爱厂敬业,父亲是“红色资本家”。公私合营后,他还每月从360元工资中拿出60元周济最困难的工友。黄世钊前不久遇到原厂工人邹永梁,讲到父亲,邹师傅连声称颂“黄厂长菩萨心肠”!

但以后无数次的填表,“家庭出身”一栏,黄世钊只能无奈地填上“资产阶级”。这是一个“不劳而获”的阶级,黄世钊痛恨这个“阶级”,痛恨自己的“家庭出身”。但对父亲,他“痛恨”不起来。因为父亲,总是那样温厚,那样循循善诱。父亲喜爱京剧,痴迷传统艺术,肚子里有那么多的“戏文故事”;父亲常常静静地观赏家藏的古玩字画,“情不自禁”地讲述字画背后的人生故事。

五六十年代,消灭资产阶级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,父亲的工资从360元猛降到150元,以后又降到90元、70元。父亲收入较高时,母亲辞职在家相夫教子,现在全家八口……接着,铲除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,停课闹革命,抄家,天下大乱。刚进中学的黄世钊不但无书可读,还须时时“夹着尾巴”。母亲不想让13岁的儿子变得消沉而虚度年华,便命他跟“工人书法家”任政“学写字”。

任政是上海邮政局宣传科干事,他的行书“熔铸百家,妙成一体”,深受大家喜爱。任师名气大,住房却破旧,陡峭的楼梯咯吱咯吱响,师母就在楼梯拐弯处的煤球炉上煮饭。学生们看到,任师的作品,常被师母拿来点火生炉子。

来者不拒,学生很多,难以一一面授,但黄世钊牢牢记住了师傅诙谐谈笑间的每一句“答疑解惑”。1966年到1969年,文革风起云涌,黄世钊雷打不动,每周日都从太原路的家赶到金陵东路任师的家聆听教诲。在众多学生无所事事的岁月里,黄世钊没有闲着——在仔细选择的没有主席像、主席语录的报纸上,他天天实践着师傅教的“楷书基本笔法”,落笔、行笔、收笔,感受着运笔的中锋、偏锋和侧锋……

不久,写得一手好字的黄世钊赢得了为居委会写通告、写大字报的“光荣任务”。看着十几米长的宣传栏里都是自己的字,听着邻里的交口称赞,黄世钊特别自豪,也真正地爱上了书法。

老师任政对学生黄世钊说:“学书法,你初中毕业了。”进一步学习,任师提到了沪上另一位书法大师胡问遂。但有人告诉黄世钊,胡问遂是专业名师,上门拜师须准备一只金华火腿。这对黄世钊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,他没有买火腿的肉票,更没有钱,只有心头燃烧着的“求知火焰”。打听到胡问遂住在南京东路“蔡同德”楼上,他马上带上自己“最满意的字”,壮着胆子上了门。

 

终于“峰回路转”

那天,胡问遂作为“陪斗”参加了上海中国画院的批斗会,情绪低落,刚到家,就有一个来历不明的毛头小伙来敲门。惊愕之余,一番打量,他还是耐心地看完了黄世钊带去的临帖习作。望着小伙子求知若渴的圆脸,一股暖意涌上胡先生心头——在“不要文化”的年代,还有青年在认真学习书法,难得!渐渐地,胡问遂喜欢上了这个敏而好学、质疑问难的学生,黄世钊也成了胡家的常客,他与胡家公子胡考成了好朋友。老师的家,老师的风趣与智慧,使黄世钊着迷而流连忘返。

胡问遂称黄世钊为“小胖”。每到秋季,胡先生总以一口绍兴官话问他:“小胖啊,今年捉到好蟋蟀了吗?斗蟋蟀,到我家来啊,我想看。”胡老师带“小胖”去画院资料室纵览碑帖,逐一分析讲解各家书法的风格特点和应当关注的临学要素。胡老师把他的藏帖借给爱徒,黄世钊带回家一看就是一年。没有收入,买不起笔墨纸张,又是胡老师慷慨赠与!1973年,在胡问遂的推荐下,20岁的黄世钊,书法作品入选上海市第一届书法篆刻展。

胡问遂告诉徒弟:“写好字要锲而不舍,耐得寂寞,安于淡泊;要会古通今,多读包括古典诗词、资治通鉴在内的经典书籍;写字做人,书法艺术最终体现的是人文精神。”老师四十多年前的教导,一直在黄世钊耳畔回响,这是他师古创新、潜心砥砺、渐入佳境的力量源泉。缅怀恩师,黄世钊说:“遂师持艺执著、为人谦卑的秉性已注入我的血液。”

作为“病休青年”,黄世钊没有在68届“一片红”中下乡。出身不好,“混一口饭吃”的里弄加工组也不要他。直到1974年,他才进了“小集体”的永嘉街道绣花组。没有劳保,拿着全上海最低的工资:一天6角、一月16元,黄世钊日复一日地做着机械、吃力的裁剪卫生材料厂伤筋膏边角料的活计。

期间曾出现“曙光”,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后推动了中日书法交流,上海中国画院书法组恢复了活动。针对书法界的青黄不接,刚获“解放”的胡问遂想介绍黄世钊进入“文化单位”,给他一个“正式工作”。然而,“破坏上山下乡”的帽子马上压下来:黄世钊只是“病休”,病好后还须下乡当农民。

命运,有时候看上去很残酷,但有着梦想的黄世钊泰然自若,1979年,他奋笔写下“峰回路转”四个大字!

是的,机缘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。随着国际贸易的逐步开展,徐汇区成立了工艺美术厂,生产仿制的绢画,出口日本。绢画配图的文字内容由日商确定,字,请中方来写。谁能写?街道领导想到了书法作品已入展“上海、全国甚至国际”的黄世钊。

绢画到了日本,黄世钊的字也到了日本,引起日本商人坂田的注意。坂田参加过侵华战争,被俘后受到八路军优待,常有“报恩之念”。这次有机会了,他提出,请中国的青年书法家黄世钊先生来日本进行两个月的文化交流!

国门初开的国际文化交流,是一件大事,但中方予以积极回应:同意黄世钊“公派出国”。这是一个国家文化和外贸部门派遣的团,尽管团员只有两人,除了黄世钊,还有一位是外事部门专门给黄世钊配备的日语翻译。

公派,国家除了给黄世钊500元人民币的服装费,还发给两人两个月共计120万日元的在日本的生活费。想到国家的困难,省吃俭用,黄世钊回国后上交了不少生活费,而东京商务参赞送给他的那只带计算机的电子手表,回国后他戴了六年。

 

书法家,就是出色的工匠

1980年梅雪争雄的春天,在专程去北京,住在外交部招待所,进行了一周的“外事纪律、思想教育”后,第一次乘上飞机的黄世钊坐在舷窗边,感慨万千地目睹飞机迅速地滑出跑道,犹如一只掠过海面的鸥鸟,穿云破雾,冲向蓝天……这不是梦吧——在东京纤尘不染的客房,电灯洒着如银的强光,壁间一碧深深的玻璃回映着黄世钊红红的脸膛……

第二天,这个“初生的牛犊”便气宇轩昂地来到书法表演现场。“我不是一个里弄加工组的小青工,我是中国的青年书法家,我代表祖国……”想到这里,黄世钊像横刀跃马的战将,凝神定力,挥洒自如地完成了他的作品,赢得现场阵阵掌声。

与此同时,包括解放日报在内的国内主要媒体,都对黄世钊“为国争光的事迹”作了大幅报道,这更坚定了黄世钊“当一个新时代书法家”的信心。

八十年代后期,东渡日本“自费就学”的大潮在上海涌起,在坂田先生的担保下,1987年,黄世钊辞职后再次来到日本。这时,他的书法与篆刻均是商业行为,也就是以写字、刻印为生,全日本循环跑,签合同,谈生意……百感交集,百味杂陈。11年快节奏的日本生涯,透支了他的生命……他的技艺虽有提高,钱也赚了不少,但内心总是惴惴不安:什么时候才能重温心仪的经典?什么时候才能创作自己理想的作品?

在一次编书过程中,他回国登泰山、攀云峰、临蓬莱、游兰亭,静观山川草木的无言之美,俯仰名碑古迹的不尽之盛,恍然有悟:书法艺术以个人的情怀为依归,追求的是境界……理解上的深化,促使他快快地离开了日本,回国安心学习与创作。

经书趣有永,翰墨乐无穷。2002年黄世钊搬到闵行后,温故而知新,学习传统,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仔细观赏、揣摩各书法名家的作品上。黄世钊如数家珍地介绍古代书法大家的作品与人生,其深情的讲述如清亮的河水,流得很畅。我觉得,此时的他,更像是一个“中国书法艺术史家”。

在日本的各行各业,黄世钊看到了那些一辈子把自己的工作做到“极致”的工匠。他操刀为自己篆刻了一方“工匠精神”的印章。在闵行多家邻里中心,他对书法爱好者说:学书者必须有“匠心”。很多人认为,工匠是一种机械劳动,其实,工匠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:坚定、踏实、精益求精。

黄世钊说,好的字,满纸溢香,沁人心脾;书法家,就是出色的工匠。楷书“连动起来”就是行书。你楷书不会写,写什么草书?没有颜真卿的“肌”,没有柳公权的“骨”,没有楷书的基础,你的“龙飞凤舞”,你的“游云惊龙”,只会贻笑大方。

黄世钊最后说,书法的现代与创新是功力与抒情的展现。如今他的作品,工意相兼,不为门派所限,由追求气势转为追求气韵,由刻意营造转为随意灵动——他最开心的事,就是写出一幅有韵律有性情的作品,然后细细琢磨其中的韵味,让心中洋溢满有活力的欢喜。

黄世钊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画院上海院院士、上海市文史馆特聘研究员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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